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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这是董仲舒天道宪政主义规划的基本原理。
明堂是古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功能，依阴阳五行说所设计的明堂，不管是哪种，其建构都会有许多意义，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这里的知识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这是现代概念)，而是指掌握一套神圣论说以解释人世天运的教士人。
儒家纬学为汉代显学，一度成为国教。[49]鲁儒并不喜欢作这样的论证，更关心礼制的践祚。纬书之文化理论性质的研究，从顾颉刚、周予同两位经史学大师的研究算起，至晚近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 [30]构成了一套以神话论为基调的论述。尽管儒士内部就何为教化德治亦有纷争，在国家实行教化德治上，却是一致的。[28]由此看来，文化理论在性质上就是中层理论性的。
但仅靠纬书的经验研究，也难以搞清新老纬书家的精神气质和话语类型。它从某一特定的问题或理论出发，查证落实某一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既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古代的或近代的。最后，让我回应唐文明的一个建议，即儒家思想应该具有普遍价值。
孔子本人甚至建议禁止郑之淫声，而孟子反对这样的自由观点：公开辩论是得到真相的关键。也许这是好的迹象，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即与我交往的主要群体，并没落入坏的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话，中国能做什么？在我看来，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地方确立榜样。处于儒家伦理核心的，是和而不同，和的价值肯定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间的互相适应。
唐文明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反应性的，我同意这个说法。总之，与我原来文章中所言相比，儒家民族主义也许确实与自由民族主义有更大的差异。
同样，安靖如则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社会，民族主义有可能被用作万金油，为任何种类的错误治理辩护，而民族主义的建设性一面要得到揭示，就必须面对强大的抵制。如果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孝和仁，政府官员至少部分地受训于儒家伦理——旨在培养公共精神和清廉作风，那有什么错呢？我们只是担忧，如果其他宗教和伦理体系无法表达，而儒家建立制度化宗教的提案并不对宗教宽容的理想构成根本威胁。但选民将不会轻易放手他们的权利，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得以实行，即使有很好的理由去改进制度，修改确实十分困难，即使并非不可能。入侵的发生在当时确实得到坚实的民众支持，但人民其实是被蒙骗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谎言最终被揭穿，而在人民心里灌输进的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权存在联系，也被认为是宣传攻势。
总之，在美国式霸权主义的危险方面，我大致同意唐文明的看法。有将近百年时间——耻辱世纪——中国在军事上接二连三失败，而国家也陷入贫困和内战。而蒋庆这样的当代儒家思想家公开偏向禁止坏电影和坏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儒家人士对小人作出有德判断的能力表示忧虑，这可以为某种针对民众的家长式道德教育提供辩护。
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理解，相比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儒家为什么更容易被滥用。杜楷廷以为，中国哲学家一般都对已经认识的道充满自信，这是过于夸张的——儒家的关键是谦恭和对人的局限的承认，对自我修养和向别人学习有着毕生的追求，这一点与基督徒要么信要么不信的观点构成对比——但他们对什么是坏事确实更为确定，也难以看出允许有暴力色情这样的恶行流布的自由市场有什么好处。
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一段时间），我也有同样的印象。在没有儒家遗存的国家提倡儒家价值观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就如安靖如指出的，儒家民族主义在不同语境将具有不同的特点。临近2008北京奥运会之际，许多西方分析家担心，该项盛事会成为中国危险型民族主义的表达渠道。黄宗羲，这位也许是传统中国最激进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建议说，农夫应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过，其他西方国家并不采纳这样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言论自由观。当然，实际上，现实和理想之间存有差距。杜楷廷现在忧虑儒家对于在曲阜建造一座42米高的教堂的反应（当地的孔庙只有25米高）。
建立国力的道德支点是要确保政治的稳定，以便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无需担心物质匮乏和人身安全（这是显然不过的观点，但历史上的法家思想家似乎无视这一观点，而当今那些捍卫不顾道德来构建国力这种做法的人则根本无视这一观点）。不过，我还是对当下的民族主义不太乐观，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更好的建议。
具体说，这可能意味着，一方面有更独立的媒体重在揭示社会问题的真相，当政府做错事时谴责政府。虽说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可我没有遇见一位支持布什(George W. Bush)攻打伊拉克计划的学生或教授。
他们只是反对教堂的规模，及其教堂离儒家文化之故乡过于接近。我和他一样担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强大，中国可能变成霸权国家。
但在实践上，香港是个出色的例子，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领袖们不是基于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保护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唐更忧虑美国式霸权民族主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变得更强大，就会以类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议，儒家民族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挑战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形式。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资金的媒体则会树立道德楷模，诉诸民众更好的人性，帮助产生对弱势者的同情。但这种差异可以从道德观点得到辩护，而对儒家民族主义为损害重大公民自由作辩护的担忧也许是夸大其词的。
下面我尝试回答这些批评，并希望能够锻造更大共识的中间路线得以出现。这是在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下完成的。
杜楷廷也担心，提倡一种制度化国家宗教的儒教徒会走得更远，超出丹麦和英联邦的官方宗教模式。周、杜和安三位认为，我对儒家民族主义的解释过弱，乃至不能抵御在中国和其他没有自由—民主宪政框架的国家中的危险型民族主义，他们还认为，对诸如言论自由之类的自由权利，需要作出更为有力的捍卫。
民族主义是舶来品，是自19世纪以来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侵略而引起的议题。言论自由最著名的倡导者——19世纪英国自由理论家密尔——也提倡对政治平等理想的修正，比如，给受过教育的人额外的选票。
真正要忧虑的是美国式霸权主义，而我们应该忧虑，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中国将转向哪种民族主义。他注意到，历史上儒家思想家从来没有提倡自由言说的权利。但那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如今，怨恨性民族主义常常被用于爱国教育，而不是其他。
对此的一个反应或许是，我们应该首先实行一人一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然后考虑对它的修正。在这方面，我原来的观点也应该退让。
而儒家尚未完成这样的任务：安靖如同意牟宗三的观点，即在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中根本找不到据理对公民或政治权利的直接辩护（尽管安靖如进一步认为，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辩加以修改就能提供这样的辩护）。概而言之，儒家民族主义或许真的不能防止统治者违反社会生活诸般领域中的各种自由言论形式。
事实上，我同意其中的大多数评议，但我要讨论一个重要的争辩焦点：民族主义的风险，以及儒家民族主义是否能在减轻那些风险上胜任其职。由美国式自由民族主义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之其他方面，是更值得商榷的，不一定在中国或别处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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